《工伤保险条例》情与法冲突:48小时内死去才算工伤?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 由此可能引发人道争议:为了索赔,家属需要在48小时内放弃抢救亲人;为了不赔,企业用呼吸机恶意拖延已脑死亡员工性命。 此类纠纷往往发生在没有签订合同的农民工群体中,法条面临的道德困境,恰恰是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现状的真实折射。

非工伤的赔偿依据是195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丧葬费为两个月的本企业职工月工资,向死者生前供养的直系亲属每人发放死者本人六个月工资。龚廷开的儿女均已成年,唯一需供养的只有远在重庆的老父亲。

律师告诉龚红强,按照上述不同的计算方法,龚廷开一旦不能被认定为工伤,赔偿金额将减少近40万元人民币。

龚红强一直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他从未想过放弃父亲,但是,当时叔辈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全都沉默了。

此时,从医院初次诊断时间算起,距离“48小时”之限,剩下不到一天。

企业:“决不能拔掉呼吸机”

“视同工伤”的规定,源自原劳动部在1996年颁行的《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职工由于工作紧张突发疾病造成死亡或经第一次抢救治疗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认定为工伤。

2003年取而代之的《工伤保险条例》,删除了“由于工作紧张”的条件限制,但将抢救时间具体为48小时内。

工伤保险的口袋是扩大了,还是绑紧了?法律界意见不一。通俗地说,在以前,必须是因工作发病才能算工伤,但死亡时间没限制;修法后,发病不见得必须是因工作引起的,但死亡时间有限制。

有学者提出,“48小时”的规定极不人道,暗示着家属要在48小时之内放弃治疗以取得工伤待遇,是对社会道德底线的挑战。

北京市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认为,“48小时条款”是一种立法的倒退。“48小时长短是否合适,实际上并没有经过科学的验证。”他说,当时立法者考虑更多的是操作性而非合理性。

厦门大学劳动法教授蒋月说,“48小时条款”的立法意图其实与2003年的我国社会保障支付能力有关:“苹果只有这么大,人又多,只能让切块的人多拿一些。”

龚红强不想为了“大一些的苹果”而“切”掉父亲的生命。9月27日,他拿着父亲的片子,找遍了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接诊过龚廷开的所有医生。

脑外科医生何毅曾看过龚廷开的病历,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病人一旦上了呼吸机,表明生命体征已经很不平稳,而脑外科手术所用到的麻药,有抑制呼吸心跳的作用。“很可能一上麻药就去世了,所以不可能做手术。”

医院对龚廷开进行了水疗:将冰块敷在龚廷开头的周围,期待血液能通过冷却结为血块排出。何毅说,水疗的主要作用是恢复脑部机理,如果龚廷开脑中的血块很大,是没什么作用的;如果血块比较小,最好的情况是:植物人。

这打碎了龚红强最后的希望。亲戚们中开始有更多的人劝龚红强放弃治疗。此时已是27日中午,让龚红强考虑的时间,只剩下半天。

27日下午,包工头田炳生和东新建筑公司主任胥保严来访。龚廷开出事后,胥保严每天都代表公司去医院,有时带着一篮水果,有时则用纸袋提着医药费,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和医生接触”,因为事情“太敏感”。

这次,当着所有亲人朋友的面,胥保严代表公司表达了对龚廷开的慰问,并且再三向亲属们强调:绝对不能拔掉呼吸机,一定要好好治疗,一切费用公司出。龚红强说,当时他也意识到,自己确实“决不能拔掉呼吸机”,因为“背不起这个骂名”。

据龚红强描述,探望结束后,胥保严将他拉到护士台边,用手沾水,在桌上写下“45-50”两个数字,龚红强问,这是公司愿意出的赔偿吗?胥保严没有回答。

胥保严和田炳生走后,龚红强看到父亲“流泪”了。这让他下定了决心:既然建筑公司愿意支付至少45万的赔偿,他愿意跨过“48小时”的生死线,在父亲身上赌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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